抗战和“文革”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但对樊而言，却能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中，看到中国人的血性和某种他认为“非常干净”的东西。
　　
　　“在收藏这数千件抗战文物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它们僵硬外壳下活跃的生命，我被它们牵引着在抗战的风云中飘荡着，激动、悲愤、哀叹的情绪时时缠绕着我，使我对这场战争有了亲历似的感觉。”在《一个人的抗战》这本书的“自序”中，樊这样写道。
　　
　　 虽然迄今为止，樊是国内“文革”物品最丰富的收藏者，但关于“文革”那段历史本身，樊表现出一种可以理解的审慎。他更关心的是数十万件藏品中所隐藏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日常生活的朴素的质感。樊不讳言那个时代近乎荒唐的痴狂，作为从“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这段历史占据了他9岁到19岁的几乎全部个人记忆，但他相信，那时人们精神的纯净度是今天不能比拟的。他指着一幅1970年代的宣传画说：“光从笔法来讲，那种稚拙的风格，今天我们到哪里去找？”他希望人们从中能认识到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找回一些东西。问是哪些东西，他说是激情和纯真。
　　
　　 这个出身于军人世家并有近10年行伍经历的中年人称自己“很恋旧”。从有规模地收藏开始，樊几乎把每一个不工作的双休日都花到北京、上海、西安、武汉、郑州等地的古玩市场了，在这些地方，因为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樊的身份是“开面馆的”。自言有农民般结实身体的他称，所有藏品都是自己亲手带回成都家中的。“这要感谢在农村和部队打下的底子。”看到这些“把玩起来都会让人手心发烫”的藏品被封存在仓库里，樊至少焦虑了5年，等到有了建一个博物馆聚落把它们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念头开始，樊做事更加急如星火，快如闪电。在每周的5个工作日里，樊都要坐着他的奔驰车在成都、都江堰、广元和安仁之间穿梭，他公司的项目都集中在这4个地方。樊一共换过4辆车，从最初的长安奥托、普桑、奥迪到加长红旗，樊一直是国产车的拥趸，“现在要跑高速，要快也要安全”，于是才有了与其地产商身份相匹配的座驾。

　　因为低调，樊在地产界的名声不如在收藏界大，这似乎符合他对自己人生的设计。在谈到当年以最年轻的常委身份，从宜宾市常务副市长辞官经商这段经历时，樊强调了两点，一是不想在一种过于程式化的生活中耗尽一生，“整天坐着开会实在不能适应，即便做到这个位置，也不觉得有什么成就感”，另一个原因就是收藏，“以我的性格和做人的原则，是不可能靠做官来发财的，可一个国家公务员的收入是养不活一个收藏家的”。经商10年，樊已在收藏上投入上千万，不过，他的公司每年上缴的3000万利税让他更有面子。

相关信息：
    建川博物馆抗战分馆正加紧布展
樊建川：一个川人的私人史记

　　“在收藏这数千件抗战文物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它们僵硬外壳下活跃的生命……”樊建川希望人们从中找回激情和纯真。
　　“插过队，当过兵，教过书，做过官，后辞职经商”，几乎所有建川公司提供的有关这家公司掌门人樊建川的简历中，都有这段话。这显然出自樊建川本人之手，他为文喜用短句式，说话语速极快，一如他的行事作风，干脆利索，速战速决。
　　 这个浓缩了樊建川18岁以后经历的简短排比句式使用了过去完成时，但另一件贯穿始终的事却没有排比进去，那就是收藏。自认是收藏天才的樊建川把自己的收藏元年定在5岁，那一年，他收藏了自己在幼儿园的一份成绩单，这份藏品现在已经成了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十万件生活藏品的一部分。这在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樊建川后来成为‘文革文物收藏家’的部分端倪，他的另一个名号是“抗战文物收藏家”。
   
“川军情结”与一个叫安仁的地方


　　2003年岁末的大邑县安仁镇，已经被租下成为安仁建川文化公司的当年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公馆，近万件抗战和“文革”文物的照片或复制品几乎是一夜之间被陈列了出来，两个相距近40年的历史记忆在这个略显残破的庭院中相遇，令樊兴奋异常。他用快到每分钟可达400多字节的语速，向被他邀请来参加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建筑师勾画他的收藏理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地产商的他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他进行着一场愉悦的重叠。
　　
　　
　　“建川博物馆聚落”是樊建川正在做的一个大项目，他给这个项目的定位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博物馆聚落”。所谓民间，指向的是整个馆藏文物中所包含的日常特色和每一件藏品所浸透的樊的成长痕迹及个人气质；所谓聚落，则指该博物馆群与安仁这个特定地域不可替代的精神关联。樊的想法是，在一块500亩的土地上，同时建成的包括抗战博物馆和“文革”艺术品博物馆在内的公园式的博物馆群落，将把他近30年搜集的50余万件藏品，从目前神秘隐身于成都的7个巨大公寓中转往安仁公诸于众。之所以选址安仁，无疑包含樊在商业上的独到心机，但将一个人类学概念引入商业操作，却将当下的消费引入到一种少见的历史维度中，这便是樊不同凡响的宏大叙事，是称“大手笔”。

安仁是这个宏大叙事的基点，也是它的高潮

　　樊说自己的名字决定了他对四川的全部感情，但从深层看，他选择安仁无疑源自其内心的“川军情结”。在他自己所写的著作或记者的采访稿中，樊都会提及十余年前看过的一部影片《血战台儿庄》。“电影中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的慷慨就义，惊天地泣鬼神。而一串数字更让我震惊：20余万川军以低劣的武器装备配以高昂的士气出川御日，加上历年征集的壮丁，共有300万川人赴战。内心的震撼促使我必须做些什么！”

　　但正是安仁，使樊的“川军情结”有了恰到好处的释放点。这个人口2.3万的小镇平静地收藏着抗战时期那段“三军九旅十八团，营长连长数不完”的光荣历史和悲情故事，而产生了刘湘、刘元轩、刘文辉等著名人物的英灵安魂，得其所哉也！而樊的说法是“有一种让他们回家的释然”。

　　刘氏家族那些惨败的公馆，却是凸显该地区特有人文气质不可复制的卓越文本 。樊说：一砖一瓦都透着时代的厚重和沧桑。 而将这些文物安放在安仁，可以看成是为300川人和全中国上千万抗战

　　
　　 安仁沉睡在历史中的漫长寂寞是被”文革”的喧嚣打破的，这缘于安仁刘氏家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刘文彩。他“罪恶累累”的收租院使安仁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热闹的小镇。樊在不同时期来过这个地方，令他震惊的不是六七十年代的狂热，而是80年代的冷寂。他至今还记得1986年从成都骑车到此看到的情形：“偌大的庄园只有我一个人。”他说自己从这种冷寂中“看到了我们民族的健忘”。将“文革”艺术品博物馆与抗战博物馆放在同一个聚落中呈现，使上个世纪这个百年的历史在安仁作跨越式的对接，“肯定有一种警醒作用”。

被印在名片背面的精神遗产

　　“我希望通过藏品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吸取历史的教训。从一只只抗战壶、罐、杯、碗中，从一堆堆照片袋、档案袋、画卷、书籍等物品中，还有我平时塞进去的写满查证和思考文字的字条……”

　　虽然樊的藏品在客观上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是明摆着的，但从个人生活的角度上讲，樊更愿意把他的收藏行为看成是一种消费，“绝对是一种高消费。我不打高尔夫，不泡夜总会，除了读书，收藏就是我的休闲方式。”不要将这种收藏的意义拔得太高，如同“文革”，把人的一切吃喝拉撒都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但收藏塑造了我”。

　　樊的公司所有员工的名片背面，都印有“忠礼勤信”四个字。这是他父亲给他留下精神遗产，采访中，樊几乎在回答所有问题时都提到他那位绿林出身的父亲，他说：这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樊父13岁当兵，历经抗战、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是其13个行伍兄弟中惟一的幸存者，这个“满身都是伤疤”的军人南下四川，给他的儿子取名“建川”，并把他的讲义气、负责任、做人堂堂正正、做事雷厉风行等行伍作风传给了樊建川。樊在回忆往事时饶有兴味地讲起自己少年时代与人打架的趣事，父亲从来都是他的支持者。后来，争强好胜勇为先这一性格也就一直贯穿着樊的一生。

　　“有些东西是可以传下来，并且一定要传下去的”。在樊手下做事的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樊影响。或许是他深知自己收藏的5000多本“文革”日记和50000多封“文革”家书的价值，为此，他甚至用行政规定的方式要求手下记日记。问他为何这样要求，他说：“每个人其实都应该知道，自己是在创造历史。”
   
  　　Copyright 2004-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旅游新闻网版权所有